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全国各个民族共同富裕，提升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必然选择。但中国是一个疆域巨大、区域差异明显、发展阶段不同步、多民族并存的国家，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基于地域的经济社会、文明层次、资源禀赋、民族情况来充分考虑。本文以黔东南45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发展为样本，总结和探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模式。

乡村振兴归根结蒂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问题，但中国地域辽阔多样，经济社会差异明显，绝不能搞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1]分类推进。因此，中国乡村振兴的模式是各村庄基于乡村底色、地理区位、发展条件的选择结果，其中较为典型的初具模式分别是集聚提升模式、城郊融合模式、特色小镇模式和搬迁撤并模式。[1]

集聚提升模式是规模较大“集村”的振兴模式。我国集村主要包括华南宗族村庄、黄河村户村庄、东南农工村庄等。[2]这种村庄规模基本达到千户以上，五千以上的人口规模，以集中居住为主，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和主导性优势产业，能够对周边村庄吸纳和外溢，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实现产业振兴。集聚提升模式促进集村与周边村庄的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产业的规模扩大和提质升级。河北省深州市清辉头村便是集聚提升模式的典型，其整合周边村庄生产要素，形成了“万亩桃林”的种植业规模和五亿多元养殖业规模，并不断探索产业的集聚升级。

城郊融合模式是城市与周边乡村的乡村振兴模式，其基于城市等与郊区地带的农村存在的天然地缘关系。城市具有资本、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知识等资源优势，但却面临土地、农产品、自然生态、廉价劳动力、能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限制，郊区的农村则相反，两者具有天然的资源互补性，能够互利共生。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与城郊农村不再满足于早期农产品供给关系，而是探索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建构城郊一体的产业结构。城市通过经济效益溢出或者直接将部分产业迁移至城郊农村，推动了城郊产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振兴模式在我国大中小城市周边的乡村发展较为常见。

“特色小镇模式”[3]滥觞于浙江，是“在几平方公里土地上集聚特色产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融合，建成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4]。这种模式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特色产业为重点，追求“小而精、精而特、特而专、专而活”的特色产业发展，如浙江南湖基金小镇，龙泉青瓷小镇等；以要素聚合为路径，以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为目标，追求生产、生活、生态共生融合发展的目标，它既是特色产业集群的生产空间，又是自然美丽的生态空间，更是人间烟火味浓郁的生活空间；以因地制宜为基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追求区域社会与现代产业的融合创新，培育特色产业链和产业群。

搬迁撤并模式是针对我国自然生态脆弱，地位位置偏僻险峻，不适合生产生活的乡村采取的振兴模式。这种模式以国家主导和投入为主，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事业的易地搬迁，[5]将生态脆弱和不适合生产生活的乡村进行异地安置和发展；其二是城镇化进程的农村搬迁，例如成都地区周边县份的农村实行撤并搬迁集中居住；其三是重大项目建设需要的搬迁安置，常见于水电站建设、工厂建设等项目的农村搬迁。

村寨模式，也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振兴模式。《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典范”[1]，成为这种模式探索的主要依据。本文基于黔东南日报2018年“绿色家园 世代守护”大型系列报道的材料，对黔东南16个县、市的4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研究，探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振兴模式。这些村寨的共同特征是限于山地地形、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民族集中居住等原因，不适合走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小镇和搬迁撤并等乡村振兴之路，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一条民族特色鲜明、发展基础较好、示范效果突出的乡村振兴模式。

特色村寨是指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具备生态资源丰富，民族文化浓郁、具备开发特色产业或特色产业业已形成的少数民族村寨。本文的“村寨模式”就是指少数民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特色村寨的特定发展模式。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特色村寨振兴模式的优势所在。

（一）后发优势与生态理念

生态价值和生态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和保护，源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忽视环境，偏重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环境问题。黔东南作为一个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特别是特色村寨，比我国东部因发展经济而生态破坏的地区，具有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后发优势。

第一，特色村寨没有走“边污染边发展”的老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以后，长期以来一直走“边污染边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老路。我国部分地区的前期发展也沿着西方国家的这条发展老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了生态恶化。黔东南是后发展的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坚持“自然原生态”的发展理念，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村寨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社会以来的民居和生态面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片原始大森林，青山绿水白云仍然是特色村寨随处可见的生态景观。

第二，特色村寨具备“文明发展道路”的生态优势。党的十九大会议指出：“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6]。黔东南属于云贵高原的山地地貌，河流众多，气候温润，降雨适中、土壤肥沃，适合植被的生长繁衍。2019年黔东南州的森林平均覆盖率在67.37%，其中部分特色村寨超过90%，具备较好的生态优势。

第三，良好生态环境是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国新时代的主要社会需要，包括对生态环境、旅游观光、异文化体验的需要。徐勇教授指出：“当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人们对自然生态的需求更大时，东部城市的人口也希望在生态更好地西部地区生活和居住”[7]。黔东南民族地区良好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其中特色村寨因其更高的生态功能，符合绿色经济产业发展需求。

特色村寨优质生态资源的形成，一者是处于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未遭受到侵蚀和污染；二者是少数民族村寨几百年来保持着古朴的生态理念和生态保护传统。如表1所示。

表1 黔东南民族地区部分特色村寨的传统生态理念

资料来源：黔东南日报2018年“绿色家园 世代守护”大型系列报道的资料整理。

从理念来源看，特色村寨生态理念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万物有灵”世界观，认为万物有灵，古树通灵，伤害古树便是亵渎神灵，要遭受神灵的惩罚；反之，爱护树木则得到神灵的正向反馈；另一方面是对自然的经验认知，认识到保护森林能够涵养水源，部分树木具有经济价值。从理念传承看，特色村寨的生态理念来源于碑石祖训的传承和世代口口相传，为了使得子孙重视和遵循，还赋予其神秘色彩。

（二）生态保护与生态成就

特色村寨不但有着古朴的生态理念，在几百年的村寨传承与发展中，生态理念还显化为生态保护行动。生态保护在特色村寨仍然保持古朴传统方式和浓厚的民族色彩，是一种日常观念行为，也是一种生态治理实践。

其一，生态保护体现在特色村寨的重大仪式和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在很多地方，生态保护多数源于外在强制，但特色村寨却多数源于内在驱动。从江县的岜沙苗寨不但逢年过节都有举行隆重的祭树活动，而且每个家庭要为新生婴儿栽种一棵树，视为“生命树”。当婴儿逐渐年老时，生命树被砍伐做成棺材，成为安放肉身之所在。下葬时，岜沙苗寨不立墓碑，而是在坟头栽种一棵“常青树”，形成了生死两棵树的生命轮回意义象征。从江县占里侗寨则为了控制人口，避免人与自然的紧张，自清朝以来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对儿女，违者被逐出村寨。

其二，特色村寨形成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治理习惯。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念使得特色村寨在传统社会中就制定了保护生态的祖训，并依祖训形成了生态保护的治理实践。如巨洞侗寨在传统时期立下誓约：“砍多大的树就得赔多大的树，如有不从须宰杀猪或牛犒劳全寨寨民以作惩戒”[8]。占里侗寨祖训，“不准乱砍滥伐，乱伐者罚银52两，并杀耕牛全寨分享以警示村民”[9]。八舟侗寨从明朝土司治理时期就鼓励寨民造林，“造林一亩，可得半亩”[10]。生态保护早已经成为村寨的生态治理内容。

其三，特色村寨的传统与现代权威共同保护生态。当下的特色村寨形成了传统遗留权威、现在村民自治权威、政府、村民共同保护生态的体制。如锦屏的九勺侗寨村规民约写明：“禁止乱砍滥伐，如有违反，罚款2000-10000元不等，并送相关部门处理”[11]。剑河县的基佑苗寨村规民约则由寨老进行宣布，仍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特色村寨基本形成了具有相同利益基础的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格局。

在世代生态守护与治理的情况下，特色村寨建成了优质生态系统，形成了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成就，如表2所示。

表2 黔东南的部分特色村寨生态建设成就

资料来源：黔东南日报2018年“绿色家园 世代守护”大型系列报道的资料整理。

黔东南特色村寨的生态成就，是祖祖辈辈生态保护实践的结果，也是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的治理成效。生态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本建构了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另一方面是逐步改善和修复乡村生态环境，建成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三）生态资本与产业开发

特色村寨的山林、河流、湖泊、农田、草地、泉水构成生态系统，经过了世代的守护与修复，在现代化中后期的当下中国，是一种优质的生态资源。但生态资源如何在现代化生产体系中转化生态资本，进而实现乡村产业发展？

其一，竞争性需求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基本条件。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基本前提是稀缺资源的竞争性需求。生态资源在原始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如大自然的阳光、空气一样，能够满足人类的无差别需求，因而不具备转化为资本的社会条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自然生态遭受污染和破坏。优势的生态资源对部分地区的人，尤其对城市和城市群的人来说，是一种稀缺资源。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指出：“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12]，揭示着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需要满足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生态资源需要经过人类劳动提升其商品价值属性，另一个环节是生态资源需要进入商品流通环节以便于其商品使用价值被人类使用。简而言之，生态资源的产业化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基本条件。

其二，生态产权界定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必然路径。产权归属明确是资本的基本属性。长期以来，生态是“无主之物”，可以被无差别地分享与使用。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推进，生态资源产权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产权过程分为横向清晰过程和纵向独立过程。[13]生态产权化也即横向明确产权边界，纵向落实生态产权政策的过程。生态产权是一个新的产权领域，绝不能简单地将其直接等同于乡村的土地产权，特别是与林地产权相混淆。当下黔东南特色村寨的生态产权实践是将村寨作为生态产权的归属主体，村寨将生态产权的收益按户平均分配。在这种关系上说，村寨与家户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结合型‘家村关系’”[14]。

其三，现代产业融入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直接方式。生态资源与资本、土地、劳动力一样，是产业投入的一个重要要素。特色村寨自办产业或者引资创办乡村企业，均把生态资源作为一定的资本份额进行投入。随着我国现代产业的发展升级和优势生态资源的稀缺，特色村寨的优势生态资源通过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方式转化为了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资本。[15]它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本有所不同，在于其要求完整性和延续性。任何主体即使在承包土地上砍伐林木或者破坏行为，都可能使得生态资本的价值大幅度降低，因此，生态资本通常以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归属于特色村寨，特色村寨再将其产生的收益按照分配制度分配给具体主体。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是特色村寨的优质生态资源转向生态资本的经济动力和历史条件。特色村寨世世代代守护和建设的生态资源，通过产业开发可变为村寨发家致富的“金山银山”。特色村寨的生态产业开发，如表3所示。

表3 黔东南部分特色村寨的生态产业开发情况

资料来源：黔东南日报2018年“绿色家园 世代守护”大型系列报道的资料整理。

生态产业开发是特色村寨基于生态优势选择的产业发展之路，也是特色村寨的绿色发展之路。整体来说，特色村寨的生态产业已经踏上了开发和发展的征程，虽然产业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均不相同，但证实了生态振兴可以转化为产业振兴，“绿水青山”可以转换为“金山银行”，生态资源可以转换为致富“财源”。

特色村寨主要指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村寨，村寨“特色”体现在与主流汉文化地区乡村相异的建筑风格、文化传统、习惯礼俗、手工艺品、空间结构等各种要素。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但要传承保护、还要使之与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实现产业振兴。

（一）民族文化与保护传承振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是经过漫长农耕文明发育和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构成。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脉相承，也是发挥民族优秀文化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教化民众等方面的治理功能。

其一，保护传承特色村寨的传统建筑文化。传统建筑文化最能够体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传统文化面貌与特色传统。特色村寨的传统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民居建筑、公共建筑、村寨空间设计、古庄园遗址、古建筑等方面。黔东南盛产杉木，以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传统。特色村寨形成了由杉木建成的吊脚楼、鼓楼、风雨桥、寨门等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但随着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再衰败和异化两种极端的蜕变”[16]，保护和传承特色村寨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迫切要务，一方面要保持和传承特色村寨的民族建筑风格，另一方面通过现代技术改善少数民族居住条件。

其二，保护传承特色村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与智慧的结晶。黔东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漫长的民族文化发育、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创造了璀璨和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民族重大节日文化，如交宫苗寨的“牯藏节”，三宝侗寨的“萨玛节”等；第二类是音乐和舞蹈艺术文化，如麻鸟苗寨的“锦鸡舞”，巨洞侗寨的“江上大歌”等；第三类是手工艺文化，如排莫苗寨的“植物蜡染”，卡拉苗寨的“鸟笼工艺”等。特色村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国家予以重视和多方面支持，另一方面“构建多元的参与机制，实现文化互惠”[17]，使得非物质文化不是历史遗存的“标本”，而是适应少数民族现代生产生活的“活着”文化生命体。

其三，保护传承特色村寨的特色饮食文化。特色饮食文化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基于自然条件和民族习惯长期形成的饮食及其方式的一种文化体现。黔东南特色村寨的饮食文化受到山地地形及阴多晴少气候的影响，“形成了喜食酸、食熏、食辣、食酒等独具特色的饮食风格”[18]，其中以酸汤鱼、腊肉、辣蘸水、米酒等为主要代表。特色饮食文化是地域特色食材，民族生活习惯、地形气候人文等各种因素交织作用和历史长期发酵的结果，具有稳定性、体验性、实践性的特征。特色村寨特色饮食文化的保护传承，一方面是尊重特色村寨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使之在少数民族生活中得到继承传承；另一方面是选择一些代表性的特色饮食进行产业化，形成饮食文化交流与互惠。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活宝库”之一，具有地域性、丰富性、悠久性的特征。振兴少数民族文化是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华民族悠久农耕文化的重大举措。它从根本上有两个方面目的：一个目的是扭转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不适应现代社会运行而逐渐衰弱和蜕变的趋势，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保护与传承；另一个目的是盘活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体系、消费体系、生活方式，让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利用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民族文化与现代社会衔接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是基于传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发育形成的，少部分诸如云南的独龙族是基于原始社会阶段生产生活实践发育的民族文化，大部分则是农耕社会发育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黔东南民族文化基本是山地社会农耕文化的体现。但现代社会则是建立在产业革命基础上，尤其是最新的信息革命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代表传统社会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与先进生产力的现代社会衔接，是乡村振兴的时代课题。

其一，民族文化与现代消费需求衔接。黔东南特色村寨的少数民族文化多数是依靠世代口口相传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予以传承，但随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则逐渐丧失了传承和保护的内在驱动力，具有衰败和蜕变的迹象。民族文化与现代消费需求的衔接，是其在被利用中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两者的衔接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可以打造成为一种看得见的“异文化”存在，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尤其是都市人们的探险、探奇、探古的心理需求，如木召苗寨把千年的古庄园遗址，打造了可探古和探奇的夜郎山生态公园；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可以打造成为一种可以体验的“异文化”存在，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体验消费心理，例如三宝侗寨隆重的“萨玛节”，可以满足现代社会探奇和体验民族节日的需求。这种衔接使得民族文化重新获得了存在的社会价值。

其二，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衔接。黔东南特色村寨的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民族和区域体现，与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但随着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充裕和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民众有着追求现代社会幸福生活方式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传统要求可能与现代生活方式理念相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逐渐放弃其传统民族文化。因此，民族文化只有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衔接，才能获得更多的“运用”价值和存在基础。一方面，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继续发挥着调解家庭伦理秩序、治理村寨的功能，这一点在特色村寨的寨老权威上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民族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地自我变革，便于能够对特色村寨的现代生活方式予以指导和规范。

其三，民族文化与现代生产方式衔接。特色村寨虽然仍然普遍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但2017年左右逐渐引入了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为的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的组织方式完全不同于农耕生产的组织方式。前者的组织单元是企业，后者的组织单元是家户。民族文化要逐渐与现代生产方式相衔接，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进而获得生存和延续的实践根基。一个方面，民族文化需要包容和接纳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同的现代生产方式进入村寨，并且相互融合与互动；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可以结合现代消费需求和资源禀赋，开创符合现代生产方式的特色产业。

（三）民族文化与现代产业开发

民族文化振兴需要与村寨产业振兴相结合，前者为后者提供“异文化”的现代消费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持续的经济基础和内在驱动力。两者结合体现为特色村寨以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为基础的产业开发。

其一，民族文化的旅游产业开发。民族文化包含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部分，均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旅游产业开发的文化资源。物质文化是特色村寨旅游产业开发的物化景观，非物质文化则是特色村寨旅游开发的特色文化资源。以三宝侗寨为例，吊脚楼、鼓楼，风雨桥、村寨空间结构等是物质文化的典型；多耶舞、萨玛赞歌等是非物质文化的典型。兼具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特色文化资源，使得黔东南多数特色村寨已经走向旅游产业发展和有意向进行旅游产业开发。

其二，民族文化的手工艺产业开发。民族手工艺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在漫长农耕社会中形成的技艺文化。它囊括工具、器具、布料等各方面的技艺，部分手工艺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适用价值，成为特色村寨手工艺产业开发的基础。黔东南特色村寨根据民族手工艺文化开发独具特色的手工艺产业，如排莫苗寨的植物蜡染技术已经形成了蜡染手工艺的“手工艺人+合作社+公司”产业开发模式；麻料苗寨的银饰手工艺具有600年历史，2017年成立了银饰公司；卡拉苗寨的鸟笼制作技艺已经具有400多年历史，从1998年就形成“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

其三，民族文化的特色饮食产业开发。饮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地域差别。民族饮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特定地域、地形、气候、资源禀赋、民族传统、村寨习惯等多种要素影响下形成的饮食文化。黔东南特色村寨的民族饮食文化，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相比，具有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这位少数民族的特色饮食产业开发，提供了饮食文化基础。例如，黔东南许多苗寨制作的红酸汤系列饮食，已经走出特色村寨，成为贵州省内，甚至国内的一种饮食产业风格。此外，黔东南特色村寨的其他饮食文化，也在逐渐被开发成为特色的饮食产业，诸如米酒、羊瘪、腊肉、辣食等。民族饮食文化在现代产业开发和发展中存续和发展。

那么，何为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村寨模式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特色（自然）村寨在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秉性、资源禀赋、优质生态等条件，并结合现代市场需求逐渐探索和形成的乡村振兴模式。

第一，民族自然村寨是“村寨模式”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有效自治单元与有效的乡村振兴单元存在着现实的逻辑关联性”[19]。有效的乡村振兴必然建立在有效的乡村治理基础之上。黔东南民族村寨在历史上因为山地阻隔，习俗差异和安全防卫需要，基本形成了以民族自然村寨为基本治理单元。寨老权威是民族自然村寨作为基本治理单元的传统权威。当下的行政单元可能超越民族自然村寨范畴，但民族自然村寨作为集体行动和治理单元的历史习惯没有改变。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仍然以民族自然村寨作为基本单元，例如季刀苗寨虽然一个行政村，但实际分为上寨、下寨两个民族自然村寨，也是传统以来的两个基本治理单元。当下以旅游产业振兴而闻名的季刀苗寨，实际上是指季刀上寨，也即乡村振兴单元建立在民族自然村寨的基本治理单元基础之上。

第二，“村寨模式”将历史、自然、文化传统作为乡村振兴的资源。少数民族特色自然村寨在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育了悠久的村寨历史、优质的自然生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等特色资源。但长期以来，这些特色资源犹如深山中“蒙尘的明珠”，不能给少数民族带来“金山银山”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在内的全方面振兴。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的基本路径是在振兴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将村寨特色资源建设成为高质量的生态文明，美丽的民族古村落和走绿色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第三，“村寨模式”是以村寨为基础，实行一村一特点，一寨一特色的振兴模式。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并非是一个固定模式，而是走以村寨为基础的特色发展之路。这种模式尊重少数民族特色自然村寨的历史传统、治理惯习、民族文化和资源禀赋，强调“一村一品，一寨一特”的差异化发展。黔东南由于山地地形和传统社会的交通落后，使得各民族自然村寨的村寨历史、民族类别、文化习俗、生活习性、资源禀赋均不相同。乡村振兴的“村寨模式”就是从每一个民族自然村寨出发，挖掘特色，开发资源，实现经济、文化、生态、治理等全方位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