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与祖国同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贵州文学研讨会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来自贵州省、安顺市、黔东南州、毕节市、遵义市、铜仁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等作家协会代表，以及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贵州师范学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高校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贵州文学历史，总结贵州文学发展历程，梳理70年来贵州文学的成绩。

本次研讨会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师范学院主办，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艺术评鉴杂志社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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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学记录时代“档案”

回望70年，贵州文学涌现出不少高光时刻，在各个阶段都有一批描绘时代风貌，尽显个人才华的优秀作家。时代变迁，作家们所看到的、所记录的，都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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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学步步登高

高宏（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70年来，贵州文学积极参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各个阶段的建设，见证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历程，记录了人民生活、生产的变化，贡献了贵州文学自己的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中，贵州始终是祖国的一块“边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涌现过一些杰出的文学家，如尹珍、杨龙友、周渔璜等，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始终没有走进中国文学舞台的中心，被挂上了“边缘”的标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贵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70年来，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山之中开创致富道路，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贵州奇迹，贵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为贵州文学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70年来，贵州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乡土文学家蹇先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享誉国内外，是现代文学史上贵州的文学符号。随后，又涌现了何士光、李宽定、叶辛、李发模、戴明贤、石定等一批著名文学家，为贵州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何士光的《乡场上》，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开了新时期文学表现农民精神变化的先河。叶辛的“知青文学”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广泛的影响。

随着贵州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发展，贵州文学也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以“黔山七峰”欧阳黔森、唐亚平、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唐亚林为代表的一批贵州作家，以及肖江虹、肖勤等中青年作家的出现，把贵州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贵州作家多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频频登上国内重要文学刊物，并被改编为影视剧作品广泛流传，受到全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可以说，通过一代又一代贵州作家的努力，贵州文学正在逐步走向全国文坛的核心圈，有了更多向全国人民展示魅力的舞台。

2013年，贵州作家组团到俄罗斯，与部分俄罗斯作家开展了国际交流。2018年，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贵州举行，贵州作家在会上作了专题介绍，让贵州文学在国际上发出了更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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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学标注乡土记忆

苑坪玉（资深评论家、省作协原秘书长）：鲁迅先生对蹇先艾有一个简单的评价，就是这位乡土作家很好的反映了贵州当时的情况。直到今天，“乡土”两个字始终伴随着贵州作家们的创作和成长。

关于“乡土”，我认为有三个阶段。一是70年前，贵州作家讲述的是一种“乡情”；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我认为贵州作家笔下的乡土则是一种“乡事”；进入新世纪以来，则用“乡祀”可以概括贵州乡土文学的大致情况。

70年前，蹇先艾笔下的乡土是在揭露一些陋习。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上取得最大成就的石果，早期作品和全国的潮流是一致的，表现农村妇女突破思想禁锢、追求自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找到新生活，抒发解放后农民迎接新生活的感情，其他的优秀作家也是在表现解放后的心情，总体来看都是对乡土情感的抒发。此外还有上世纪50年代贵州涌现出一批曲艺和戏剧，同样也是表现解放后人民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之情。

我们应该客观地来看待过去70年来的文学发展，当然，过去的一些作品，从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说，当然无法与今天的作品相提并论，文学艺术是在不断发展的。到了改革开放后，贵州的文学发展和全国也是同步的，是一个厚积薄发的结果，何士光的《乡场上》天下闻名，7000多字的短文成为全世界讨论文学时绕不开的话题。后来，《种包谷的老人》再度获奖，我认为这是一篇纯正的艺术性作品，刻画了农民的心情状态，体现了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认识与追求。

另一位同样获得了三届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石邦定，他最值得一读的小说是《大水》，写得非常有哲理性。总的来说，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大部分写的都是“乡事”，当然，在这一阶段也开始涌现校园文学，以及描写煤矿、铁路等领域的故事。

新世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有代表性的作家，如欧阳黔森、肖江虹、王华等。而对于这一代的乡土文学我定义为“乡祀”，更多体现在“农三代”们眼中的乡土，他们眼中的农村已是下乡考察或是听长辈讲述的农村面貌，他们对农村有一种时间间距，产生了距离美，对乡土有一种祭奠，但也有批判，他们对乡土的描述也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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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传承·创新

肖江虹（省文联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我用三个词来总结。

第一是：文脉。

在座的各位专家、评论家和创作者们都做了认真且精道的梳理，这彰显出贵州文学艺术潜藏的强大文脉，从前辈们留下的精品，到如今00后开始崛起，这种强大源动力和原创力，都是文脉带给我们的。

我一直认为，在文学领域多少取得一丁点儿收获，都不是一个人的成果，而是站在先辈的肩膀上，站在他们树立的旗帜的阴影里前往跨出一小步，这都是文脉带给我们成果。

第二是：传承。

我们一直在传承，不仅是文学上的传承，也是人格上的传承，形成了文格的传承。从蹇先艾老师，到何士光老师，再到现在的欧阳黔森等，这是一种文格的传承，文格又是从人格而得来的，前辈们一直在无私地为贵州文学发展做着贡献。这形成了贵州目前很好的文学生态环境，每一个门类都获得长足进步。评论家和作家们深度融合，双方都能够公正、客观地互相评论，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特别是小说、散文等特别需要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收到良好的大学教育，在专业上能够给予作家们更多开阔思路。

第三是：创新。

我们特别惊讶地看到，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评论上，有一拨人在不断思考和创新，可能现在还没有到一定高度，但源动力是有了，思考的意识是起来了。贵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享受前辈们留下的红利，蹇先艾、何士光等前辈留下的余温终将散去，当代的作家们开始不断绞尽脑汁地去深度思考，如何写出属于自己、属于全人类的作品。现在的视野不同、高度不同、接收到的信息不同，我们要做出符合这个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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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体裁里的贵州符号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文学评论……贵州的优秀作家们在不同领域里深耕，在不同体裁下创作出大量精品力作。每个阶段的贵州文学有何特征？都涌现出哪些代表人物？且看专家们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儿童文学：不同时期多元发展

马筑生（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新中国建立后的贵州儿童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前期，这是贵州当代儿童文学的开创和成长期；二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年，这是贵州当代儿童文学的沉默期；三是“文革”后至今，这是贵州儿童文学的多元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是贵州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叶辛《高高的苗岭》是中国新时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儿童小说；由其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火娃》是中国新时期第一部儿童电影；廖公弦创作的《飞向活星》是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学电影小说；蒋天华、刘国江出版的中篇游记式儿童科学小说《森林旅行记》是贵州首部儿童科学小说。王强模、陈显耀、袁昌文出版的《谈科普文学的创作》是贵州第一部谈科普文学创作的专著。这些作品，不但填补了贵州儿童小说中长篇和儿童影视文学、儿童科学小说创作及科普文学理论研究的空白，而且有的还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空白。

从表面上看，贵州9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声势似乎不如80年代创作来得突出。但儿童文学的发展还是实实在在的。叶澍微型寓言集《贝壳寓言》标志着中国微型寓言的成熟；林吟《作文学得快》是我国第一部儿童教学小说，是中国最早实践“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理论的作品。吴秋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寓言文学概论》，第一部《世界寓言史》，第一部《中国寓言史》。胡巧玲的中篇儿童小说《哑巴的婚事》获2006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侯泽俊的儿童诗集《风的舞鞋》是儿童诗创作转型期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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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学：本土空间的艺术奇幻展现

肖艳华（贵州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进入新世纪以后，贵州影像在中国电影这一版图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寻枪》应该是中国电影史上贵州形象较为代表性的一部影片，拍摄地是贵州的青岩古镇，影片讲述了西南山区一名普通警察马三在自己的佩枪丢失后，经历的不寻常的寻枪过程。影片“从小镇内到小镇外，寻枪主题表现的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带来的焦虑，而初涉入现代生活的古朴小镇则是展现焦虑情绪的空间”。

在他者的文化解构视阈下，贵州的影像符号显现的是一种被凝视、被固化、被暗化的影像色彩；而在自我意识的建构上，贵州影像在传统的物化与意化符号上呈现出了新的嬗变，向观众传递的是一种绚丽、奇幻、真善美的全新贵州图景镜像。2015年，可以看作是贵州电影的“新浪潮”发端。这一年贵州苗族导演毕赣的低成本之作《路边野餐》以强大的黑马之势，一举荣获了国内外各项电影节大奖。

但在贵州电影一次次地引人瞩目之后，我们更需注意的是：贵州电影的发展要在立足本土风格上，不摒弃自己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格，但亦不能陷入认知模糊、地域内文化同质化的尴尬处境。因此，贵州电影要在商业电影浪潮的席卷中，实现电影的本真文化表述、获得外来文化的肯定，这才是未来贵州电影持续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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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日益丰盈的贵州散文

陈祖君（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贵州散文大致指生长在贵州或长期工作在贵州的作者创作的小说、诗歌、话剧之外的现代文体。贵州散文70年来得到很大发展，从创作队伍来看，创作散文的作者人数大规模增长；从创作类型来看，作者多方拓展，涉及学者散文、乡土散文、行走散文、游记散文、生态散文等多种；从创作内容看，70年的贵州散文，可视为家国情怀、贵州记忆以及个体感悟的有机交织、融合；从创作手法来看，作者们手法不断翻新，多种风格并存；从传播环节来看，刊物增多，获奖增多，选本增多，出版的专集增多，还要加上互联网、新媒体等，传播空间得到极大扩充。就其整体或70年的发展而言，贵州散文是一个日益丰盈的巨大存在。

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从贵州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此时期贵州散文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从寥寥几人发展为一支初具规模的创作队伍。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贵州散文创作队伍得到大规模的扩充，甚至更新。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新时代的到来并向纵深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其中自然包括贵州散文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日益丰盈的贵州散文必然有着多种流向，多种类型。从别的角度还能把贵州散文划分为专注于叙事的、专注于写人的、专注于抒情的、专注于说理的等类别。

从创作内容看，70年的贵州散文，可视为家国情怀、贵州记忆以及个体感悟的有机交织、融合。于是我们看到戴明贤的安顺，完班代摆的松桃，刘照进的沿河，等等。

从创作手法来看，70年贵州散文的作者们手法不断翻新，多种风格并存，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型的风格。

总之，贵州散文就其整体或70年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日益丰盈的巨大存在。可以预计，贵州散文将不断发展，永远在路上，那么，“就这样日益丰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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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70年来的叙述形态与价值追求

颜水生（贵州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当代贵州长篇小说创作起步较晚，据杜国景先生统计，自1976年以后40余年里，贵州共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300多部。叶辛、何士光、欧阳黔森、石果、王剑、戴明贤、肖江虹、肖勤等都是贵州在长篇小说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贵州长篇小说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从叙事形态方面来说，石果《沧桑三部曲》、顾汶光《大渡魂》、袁浪《黄河儿女魂》，以及欧阳黔森的《雄关漫道》和《奢香夫人》等都是针对历史的叙述，都在于用传奇的叙事手法以及追求英雄主义。

贵州长篇小说不仅在历史叙述与英雄崇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地域描写与文化思考方面也作出了重要成就。文化描绘与思考是贵州长篇小说的重要内容。贵州处于边远山区，山高路远，贵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石果《沧桑三部曲》、冉正万《银鱼来》和唐玉林《沧桑武陵三部曲》等小说在讲述文化的起源时就着重突出了山地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起源于历史并联结现实社会，在文化中不仅可以返观历史，也还可以透视现实，贵州长篇小说不仅对文化现象进行追根溯源，而且描绘文化现象在现实社会中的发展状况。比如《银鱼来》中的家族文化起源于祖先传说，冉正万讲述了四牙坝独特的家族文化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文化描绘和现实反思增加了贵州小说的人文内涵、现实精神和现代价值，促进了贵州长篇小说的发展。

在人性探索方面，贵州作家创作的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尤为值得注意。叶辛《蹉跎岁月》、《孽债》以及何士光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都讲述了知青的生活故事，既刻画了特定年代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丑恶灵魂，也描绘了知识青年在困难时刻的勇敢与善良，他们都希望在积极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在现代化浪潮中，乡土人性发生了明显变异。王剑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法典》和肖勤的《守卫者长诗》全面表现了人性的复杂，物欲横流侵蚀下的人性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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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本土化交织交缠

颜军（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在贵州新文学历史上，贵州现代文学理论的起点并不低，但在随后特别是到了当代时期，其发展却处于滞后状态，不仅滞后于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整体研究状态，还滞后于贵州本土的文艺创作。不过，贵州新文学理论依然在其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为新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民众文学”是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谢六逸倡导的文学观，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大众化”的概念。谢六逸对“民众文学”的强调和论述，构建了贵州新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界讨论过的“乡土文学”“民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底层书写”等，都和“民众文学”这一理论有内在的关系。

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近40年来贵州文学理论研究具有自觉性、对话性、开拓性的特点。杜国景在《贵州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1990-2016）“理论探索”这个板块上称：在这个时期当中，贵州文学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力、潮流性的成果。比如，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封孝伦的生命美学理论研究等。

在经过1950年至1976年这段相对停滞的文学理论发展时期之后，贵州当代文学理论在1977年之后的新时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多元格局。自1977年至今40余年发展的历程中，贵州文论界参与了许多前沿的文艺学话题的讨论，同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非常自觉，体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总之，现代性和本土化的交织与纠缠，构成了贵州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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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展现贵州社会的发展史

朱永富（贵州大学）：如果我们把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思想上有效的报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一部贵州社会的发展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的主题是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1965年由于贵州唯一的文学期刊《山花》停刊，1975年才恢复，导致贵州文学也有十年的断档。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七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段上，报告文学也没有多少成果。

到了70年代末，除了知识分子主题外，还涌现了一些更为鲜明的政治主题的报告文学。90年代以来，在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近距离更直观地看到贵州各行各业的发展。2018年是贵州报告文学有重大收获的一年。欧阳黔森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在《人民文学》杂志 “新时代纪事”栏目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报告文学不仅书写了贵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还宣传和弘扬了贵州文化，为当代贵州提升文化自信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报告文学中文学形式的变化也构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重要部分。例如，王华的《海雀，海雀》，封面上标有“长篇报告文学”字样。作品有故事情节，有生动形象对话，这些都带有虚构的色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冲破了传统报告文学所秉持的“真实性”标准。但作为报告文学它必须是真实的，在坚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形式变化是可以多样化的。

近些年来新媒体快速发展，也分担了一些传递信息的职能。这几种因素内在地要求当代文学形成新的文体格局。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出现就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经历了政治化和市场化等大环境一波三折地走过了70年之后，报告文学有可能进一步吸收诸如人类学民族志之类的多种写作方法，并且承担新的时代环境对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要求，满足社会诸多群体的更多需求。从报告文学文体的这个方面来说，贵州的报告文学促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我们对新时代贵州报告文学的发展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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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彰显贵州地域文化

杨波（贵州师范学院文传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贵州独特的地理形势濡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塑造着他们独特的内在品性和文化，同时也成为贵州作家文学书写的重要土壤。新中国70年的贵州中短篇小说，很多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携带上了贵州地域文化质素，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相溶汇聚、相互阐释，演变为作家身份的重要标识。

贵州作家不仅注意到了地理形势的独特性，还注意到了文学地标的营构。用贵州独特的地理形势及文学地标营构出魅力多姿的文学世界。

新中国以来的贵州中短篇小说中，一直不乏驻足贵州民俗的小说文本。民俗在贵州小说中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民俗作为叙事主体，民俗的仪式规程浸润于小说的全部篇幅。另一模式是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植入民俗事象，民俗成为叙事推进不可或缺的参与性力量。

作家们对贵州乡土民俗的叙事处理也引发了民俗价值与小说故事主体的价值互动，民俗所潜藏的文化符码与小说文本的现实性事件相分离、相和合，或隐或显地推动了文本价值的生成，形成了新中国70年贵州中短篇小说民俗叙事的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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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风雨沧桑描绘社会变迁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70年贵州长诗创作经历了70年的沧桑风雨，归纳起来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这一时段包括众所周知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主要收获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此一阶段的贵州诗人队伍，主要由抗战以来留黔的外省诗人、随军南下的外省诗人和贵州本土陆续成长起来的诗人组成。

第二个阶段是1976年到20世纪末。1979年廖公弦在《山花》发表民歌体叙事长诗《爱歌与恨歌》为标志。李发模的《呼声》是伤痕文学在诗歌中的代表作。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到当下近20年时间之内。在长诗创作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仍然是政治抒情长诗，第二类是民族、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第三类是个人抒情长诗。

从诗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围绕政治进行构思，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是首当其冲的艺术内质。从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来看，文化多元、主体多样是地域形象的重塑。从诗与意象的角度来审视，意象化的手法，往往让情感有依附性，能粘住思想与激情。

首先，抒情性与个体的诗学思考。在贵州长诗中出现两种鲜明的倾向：政治抒情诗一般是以代言式的大我形象出现，王蔚桦、李发模、欧阳黔森、杨杰等诗人是其中的代表；一种是个体的抒情，与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以徐必常、吴若海、姚辉、南鸥等为代表。

其次，叙事作为一种艺术的手段，往往决定了长诗的结构与基调。在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之外，对情调、情绪的重视也似乎是一种倾向，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情调型”的结构，即在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上，情调是诗的叙事或抒情叙事作品形态的艺术结构核心。

贵州的诗人在叙事方面是比较欠缺的，应吸取古今中外长诗创作的经验以及在创作方面进行必要的总结，不仅要追求数量也要重视质量以此来奠定诗人在诗坛不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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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审美版图中的贵州方阵

鲍远福（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贵州省网络文学的创作起步大约开始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只有约10多年的时间。但是，贵州本地深厚的文学创作氛围和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为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传统文学版图中，贵州省沿河县、铜仁市、黔东南地区等一直是散文诗的重镇，涌现出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喻子涵（喻健）这样的散文诗坛健将。

放眼网络文学这一新的艺术领域，很多从写手熬成“大神”的作家中，来自上述区域的作家也很多，例如因为《花千骨》电视剧而红遍大江南北的“fresh果果”（江晨舟）就出生于铜仁。此外，还有擅长写历史网络小说的黔南州人“晴了”（段存东）、写作女频网络小说的“荨秣泱泱”（孙源苑）以及创作网络玄幻小说的遵义人“滚开”（何庆丰），等等。

除了上述“网文大神”意外外，贵州籍网络文学健将还有主要集中于“罪案悬疑”题材创作的黔南州人“墨绿青苔”。新世纪以来，“墨绿青苔”陆续创作了《迷离档案》《诡域档案》《连环罪：心理有诡》《异闻档案》《民国诡案录》及《赎心者》等多部网络长篇悬疑小说。除此以外，“墨绿青苔”还广泛涉足于电影剧本创作等领域，是网络悬疑电影《道士上山》、网络科幻电影《暮色之战》原创编剧，十年来共创作了1700余万字的作品，是一名高产作家。

紧跟新时代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步伐，创作出受到海外读者欢迎的网络作品的贵州籍作家，这里以贵州黔东南网络作家“荨秣泱泱”为代表。除此之外，贵州籍作家“晴了”创作的《千夫斩》等作品也风行于台湾地区，制造了“线下出版”的奇迹，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网文出海”。

贵州网络文学在中国网络文学的母体中诞生，并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而壮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因此，贵州籍网络小说的创作者们在写作伊始，就具有较为明晰的类型文学创作意识。贵州省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网络文学类型的发展变动也与本地的地理地域环境、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等元素紧密相连，因此，在文学类型的审美开掘上，黔地网络文学类型创作、传播与接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媒介性与现代性，其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体现在：“一是文学形态的拓展价值，二是文学格局的调节价值，三是乡愁意识的反思价值。”

贵州籍网络作家在网络世界里的锐意进取和辛苦耕耘，在黔网络评论家对网络文艺现象的理论阐释与话语建构，新的网络文学类型在贵州这片热土的生根发芽与开拓进取，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新时代贵州地方精神文化建设事业，也为贵州3900万人民群众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苦奋斗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持。新世纪，新时代，新气象。贵州网络文学方阵，也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版图上涂抹出浓墨重彩的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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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的个性表达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十里不同音的特色造就了不同地区的独特文化，带入到文学创作领域中，地域性也成了贵州文学的显著特征。不同作家笔下的贵州折射出不同地区的瑰丽风光、人文风貌，作为贵州文学的组成板块，各地区的文学发展也都有着各自的锋芒。

遵义：坚持“创”字当头 致力讲好遵义故事

王昌华（遵义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文艺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有了人才有创作的载体。文学创作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坚持以“创”字当头，以出精品、育人才、出效益为发展目标，在小说、散文、影视剧编剧等方面推陈出新，努力推动遵义文艺的繁荣发展，讲好遵义故事，传递遵义声音。

一直以来，遵义文艺家创作队伍，始终坚持把文艺精品创作作为推动文艺发展的重大工程。以蹇先艾、何士光、石果、李宽定为代表的黔北文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树立了黔北文学的旗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涌现出了李发模、赵剑平、戴绍康一大批作家，依托黔地山水，继续传递着文学的火种，燃烧不竭。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到了21世纪，随着青年作家肖勤的《丹砂》在2012年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黔北文学的发展又掀开了新的篇章，文学创作以井喷般不可小觑，成绩斐然。

近年来，为保证遵义文艺精品创作和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且可持续发展，充分调动文艺群体和广大文艺爱好者积极参与到精品创作中来，遵义市相继出台和完善了《遵义市文艺奖》《遵义市文艺作品高端平台展示奖励》，以及出台了《遵义市优秀文艺作品扶持办法》《遵义市优秀作品奖励办法》，进一步落实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

遵义文化资源积淀丰厚，源远流长，汉三贤、清三儒，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民间文化遍及全市，享誉海内外。

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由中央电视台、中共遵义市委、遵义市人民政府、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贵州向黔进旅游文化（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和光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以遵义会议及相关战役历史事实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今年，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部展映展播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首播以来，深受全国广大观众的喜爱，获得了一致好评。

电影《出山记》《天渠》《遵义会议》《领袖1935》《先锋之那时青春》《红城天使》，还有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的电视剧《花繁叶茂》《吉他兄弟》《十个连长一个班》，电影《进城记》等，全方位展示了遵义红色文化，结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开展的系列文化传播，创作出了一批以相关重大历史题材为主的影视剧精品，同时，以肖勤中篇小说《丹砂》改编仡佬族题材电影《碧血丹砂》也相继在全国院线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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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文学人才辈出 凝炼精神凉都

杨小天（六盘水市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建市以来，六盘水的文学创作事态是比较活跃的。老、中、青，几代文学人，自觉接力接棒，自觉跟随贵州文学的步伐，文学创作也是不断推陈出新。

六盘水的文学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有中长篇小说，有诗歌、散文，有文学理论。小说方面，金永福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半边户》，中篇小说集《汉子》《匪女恩仇》等。

散文创作方面有王鹏翔，文学评论理论方面，吴水良在这一块是被誉为六盘水文学家园的守护者。因为他的评论，几乎囊括六盘水大部分作家的作品。

六盘水的作家分布比较广泛，文学作品不断攀升《贵州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高新平台。

在文学创作工作探索方面，六盘水文学创作主要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阵地意识，以阵地意识，推荐本土作品。二是激励机制，以激励机制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三是队伍建设，以队伍建设培养文学人才。四是初心回归，即合理积极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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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文学发展未来可期

杨汝祥（安顺市西秀区文联主席）：安顺是黔中重镇，有着扎实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期，出现了罗吉万、蒙萌、姚晓英“三驾马车”。随着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安顺几个领衔文学爱好者的离开，辉煌若昙花一现。

90年代，安顺出现了一批新作家，其中的张麟更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成就，被越级提拔为普定县文联主席，然后调任安顺市文联担任《安顺文艺》主编。

2001年，姚晓英在西秀区筹备出版了“西秀文丛”丛书，共12本。2010年，姚晓英主持出版“黔中文影”丛书，共涉及22个作家22本作品，被誉为黔中文化新地标。

新世纪以来，安顺文学老中青齐头并进，其中，老作家们纷纷焕发青春光彩，丁武光以红学研究和安顺历史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其中姚晓英还荣获了乌江文学奖；张麟中篇小说《逆风朗读》获贵州省第二届专业文艺创作奖特等奖，李天斌作品《看得见的河流》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作出版专项支持；80、90后作家中出现了田兴家的小说《夜晚和少年》被《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选载，杨正江参与翻译的《亚鲁王》成为世界级课题。

安顺文学现在在文学发展上面还有很多不足，对文艺人才的不重视、文学方面的支持力不足、文学人才的培养力不足，期待未来的新新力量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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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陈再雄（毕节市作协副秘书长）：地处贵州西北部乌蒙山区的毕节，这片半封闭的山区里，有一股蓬勃的文学力量在这里顽强的生长着，并且以蓬勃之势发展成为了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队伍，近几年，黔西北作家创作的作品在省内异军突起，备受文坛瞩目，不管是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以及报告文学方面都闪耀着光芒。

黔西北是一块被文学中意的土地，早在民国时期，就涌现出周素园、余达父、丁扬斌、葛天回、刘剑魂、余源、杨国忠、杨伯尧等在省内外颇有影响力的诗人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立足当下，关注现实，积极探索现实世界中普通人的生存以及生命状态，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

黔西北在经济上处于贵州的边缘地位，然而，生活在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的作家保持着良好的文学传统。一方面，他们和贵州其他地区的作家一样，用极富特色的抒情叙事机制向贵州文学困境艰难突围；

另一方面，他们立足本土地域文学，用质朴的文学抒写方式来维护和实现黔西北文学应该有的地位和尊严。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呈现出自己特有的创作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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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肥沃的民族土壤孕育文化矿脉

莫屈（黔东南州作协副主席、秘书长）：黔东南民族文化养分深厚，创作的作品具有地域特色，封闭的自然条件束缚了经济发展，迟滞了黔东南本土民族文化的汉化进程，为黔东南保存下了一块丰饶的民族文化沃土，很好地保存了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培养出了一支老中青混编的作家队伍，为新时代黔东南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打下了基础。

黔东南三代文学人在慢慢成长、壮大，成为贵州作家队伍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黔东南乃至贵州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黔东南文学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是黔东南文学的发生期。第一次将黔东南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习俗展示于文坛，向人们描绘了黔东南独特的少数民族生活，塑造了许多富于时代特征的少数民族人物群像。

其中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应该是袁仁琮。他几十年笔耕不缀，进入21世纪还有长篇小说推出，其代表作品《穷乡》《破荒》等，在民族文学文坛有较大影响，长篇小说《破荒》还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黔东南文学迎来了发展壮大阶段。

其中，韦文扬的创作，具有旗帜的标识和意义。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苗族文化习俗的作品，其短篇小说《蛊》一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可以说，这是新时期最早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批判的作品之一，作家将作为巫术的蛊与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思考，探讨了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奇特联系，实现了对自身生活和命运的一种超越。

从90年代进入新世纪，黔东南民族文学进入新的发展壮大阶段，黔东南第三代作家群体渐渐形成气候，并为黔东南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气象和生机。

除外，黔东南致力于文学后备人才的培养，有了成百上千的文学新苗，文学队伍才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后浪赶前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发展壮大，在新时代黔东南文学的复兴与繁荣的征途中，积淀起信心，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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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奋力发展新时代文学创作

牧之（黔西南州作协常务副主席）：黔西南在文学方面和省内其他地区比较起来影响力是要弱一些。在作家的培训上，推荐少数民族作家去培训，发掘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邀请著名学者开展讲座，对当地文学作品进行点拨提升。使当地作家受益匪浅，激发了本地作家的创作激情。

利用自己的平台，如《黔西南日报》等当地报刊杂志发表本土作家诗人专版作品，也通过《贵州日报》等其他平台走出去。

出版方面，有州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这是促使黔西南作家走得更远的重要助推力。

同时，举行大型活动，让作家走进脱贫攻坚一线，为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黔西南作家协会员发展越来越壮大，黔西南文学不断引起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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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多种文学样式齐发展

吴英文（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黔南的小说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形成黔南的作者群，文学作品发表的数量也不多。但从1978年以来，黔南的小说创作出现了较大的突破，并逐渐形成了一支较有实力的老、中、青作者队伍。创作的大多是贴近现实、反映生活、讴歌新时代的作品。

黔南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一直是贵州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具有较明显的先锋的作用。

新诗创作，无论就其作者队伍、创作题材、思想深度、艺术造诣都有较大发展、提高，渐趋繁荣；散文诗异军突起，影响遍及省内外。

黔南州散文创作视线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散文创作形态丰富、情感充沛。从写作路径上看，有的作品具有文化散文的气度和格局，这类散文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储备，承载着文学的教化功能。

黔南州散文创作坚守文化自觉，以机敏的目光审视现实，以深沉的情感碰触历史，作品形式丰富、风格各异。长篇小说作者逐渐增多、作品质量日益增强，散文作品基数增大、平台推动效果初显，杂文创作持之以恒、新人新作不断涌现，为黔南州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

都匀有秦汉影视城，现在发展比较成熟，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在都匀全程拍摄，影视基地的发展也推动了黔南作家的创作激情。

2018年，黔南州作家协会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积极搭建各类网络文学平台，进行文学宣传、作品推介、志愿服务及教育培训，同时推动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的有机融合，重视网络文学的创作，提升精品意识，形成线上线下的文学互动，拓展黔南文学创作交流空间，助推黔南文学精品的创作、传播与审美影响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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