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老师的故事：

   怀念陆青先生（图、文/周静）

◎同学的故事：

     缅怀贺德贵师兄（图、文/杨建华）

◎我的故事：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及背后的故事（图、文/杨建华）

怀念陆青先生

◎ 周 静

八年前的一天下午，和甘文武、熬芳、杨胜开、杨平英等几个大学同窗餐聚。席间，听当年的班长小师妹熬芳告知：“我们的班主任陆青先生于三月七日走了，喉癌……”

陆青先生的音容瞬间在我的脑海一幕幕闪过：那文静清秀的脸，那双眼皮下仿佛总在笑总在说话的眼睛，那不长不短的披在肩上的头发，甚至镶嵌在嘴角的那颗黑黑的痣……

打开网络，陆青先生“左耳打右耳”的QQ一片漆黑。听后，饭局顿时陷入沉默。

为先生，也为我们心里的那份沉痛。

陆青老师（前排左一）与作者所在班级同学合影

陆青先生比我大不了几岁。能够与先生共处两年，实属人生最大幸事之一。稍早一年，她还在带另一个班，稍晚一年，她可能又带下一个班，早晚都可能错过。错过的不仅仅是她，还有上汉魏六朝的易健贤、讲现代汉语的颜迈、谈美学的吴俊、上训诂学的周复刚、聊外国文学的张晓松等几位在教育学院很有名望的先生。

中专毕业后，一直都想去大学念书，体验一把大学的氛围，我还没有进过大学校园门呢。所以在电大自修过大专学历之后，一直在申请去贵州教育学院进修。2003年申请时，我们县的教育局长对我说明年我们县“两基”验收，你别去，明年再考虑。2004年暑假都要过完了，没有接到去进修的通知。到教育局去询问，那领导说，哎呀，看看，今年的进修名额已经讨论结束了，明年去吧，你先写个想去深造的申请来。2005年一放暑假，我早早地把申请交到局里，可是，眼看这个报名季又要过去了，依然没有关于我进修的任何消息，我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来到局里咨询。局里的回复让我再心寒了一回，今年再不放人去进修了！

往常，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不是为了进修之事，我几乎不进教育局的。我平生第一次发了回脾气：不论如何今年我都要去进修，哪怕你们扣我的工资！局里没法，退了一步，就让我交了三千块钱押金再去进修，而且是“先上车后买票”。也就是先到校学习，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

于是，阴差阳错，我得以和陆青先生们共处两年，这是我人生求索中最美好的时光。

陆青先生当时三十六七的样子，而易健贤、颜迈、周复刚则已经退休，系学院返聘回来讲学的，恰好也是他们讲学的最后一个年头。

我们的那个进修班被叫做“05本4班”，全班有一百零八名学员，被人们戏称为“梁山一百单八个好汉”。遗憾的是，我们班没有发生“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而是美女众多，帅男不少。陆青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上《文学概论》。

在教育学院听易健贤、颜迈、周复刚、张晓松、陆青、吴俊等先生的课，那才叫享受。易健贤、颜迈、周复刚、张晓松这几个先生，被师兄师姐们叫做教育学院的“四大天王”，他们的课，拉得开，扯得远，收得拢，收放自如，内容博大深远。易先生、周先生能够把那么深奥的知识上得浅显易懂，颜先生能够把那么枯燥的现代汉语上得精彩。吴俊和陆青则每堂课下来，几乎都是一到两篇论文。

当然，除了这几位学者的课让学生备为推崇外，其他老师的课也各有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真是享受！听他们的课，除了学识，我更感慨的是自惭，我也上了十年的讲坛，怎么就不能把课上得简单易懂，引人入胜呢？

课堂上，陆青先生是学者，教授；课堂外，她就是个大姐姐。她告诉了她的QQ：左耳打右耳。叮嘱我们在校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情务必打电话在她或者给她的QQ上留言。唉，在她心里，我们还像一个个孩子。就像我们跟前的那些学生娃娃，让我们牵挂一样。怕我们寂寞，隔三差五，陆青先生还带我们到贵阳周边旅游采风，金翠湖、红枫湖、黔灵山等景区被我们玩了好几遍，而花钱又不多。先生带我们走得最远的，可能就是去了趟广西北海罢。大海的风，掀起我们青春的梦想。

偶尔晚上，陆青先生还带我们在校园里跳舞。记得第一次跳舞，我们不太会跳，甘文武和我死活不进舞池，陆青先生一把把我们推进去，陆青先生就手把手地教我们，甘文武还两次踩到先生的脚，甘文武的娃娃脸红过脖子，满是歉意，而陆青先生却没事人一般，继续扭动身姿，引导舞步。陆青先生长很像电视剧《香樟树》里的演员梅婷，跳起舞来，性情处，裙子和长发飘荡起来，她就像舞池里的精灵。

陆青先生记住我，是缘于我们写作课的徐基儒老师，第一堂课，徐老师大约是为了加深印象吧，叫我们写一篇自传，兴许是想通过自传熟悉一下这批进修的学子。一百零七个都划拉开了，把自己的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唯独我，不写自己，而是写了两片叶子的爱情。洋洋洒洒千余言，分为A、B、C、D四节，蒙太奇手法，写完就第一个上交。第二堂写作课，我因为走穴，到别的中学上课挣钱，没有到校上课。徐老师又来教室了，第一个点我的名。他还以为我是个女生呢，把我当名字当女生的老师不下四五个。可能是我的书法还不赖，文采也还可以罢，徐老师在课堂上，把我的文稿全文念了一遍，还把我的作品拿到其他系去念，并向陆青先生介绍了我。英语系的几个学生还把我的作品抄了下来。陆青先生就这样记住我了，记住了我的写作爱好与写作能力，也记住了我不上课去走穴赚钱的事。

先生专门找我谈了话，告诫我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去打工，专注地学习一下，因为工作过了，才知晓自我掌握的知识的缺陷，珍惜时间，弥补一下不足。加上很多老教师即将正式退休，错过听他们的课，那就是损失。毕业后再想听他们的讲座，得另外花钱了。漫步贵州教育学院风景如画的校园林荫道，秋风徐徐，满地落英，我多么渴望年轻的陆青先生不是我的老师，而是我的情侣啊。

2006年举行贵州省茅台杯大学生作文竞赛，系主任和陆青先生力荐我参赛，我以一篇微型小说《暖》荣获贵州教育学院第一名，全省第三名。陆青先生拿到班上夸我，激励更多的学员练笔，教语文的老师，应该多写下水作文。

和先生熟悉过后，她偶尔也和我们一起吃饭，有时也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有时嘱咐我们给带点江口的米豆腐、豆腐干上贵阳去。有次我托亲友带了一大袋米豆腐和豆腐干到教育学院，一接到米豆腐，陆青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分给办公室的同事品尝。先生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和师生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我们这一届大学即将毕业时，贵州教育学院也即将改制。我毕业后，回到家乡进入一所高级中学，重新拿起教鞭。我努力把课上得简单些，再简单些，像我大学的那些先生们一样。

随着贵州教育学院改制为贵州师范学院，陆青先生担任了学校的招就处处长，此后除了偶尔在QQ上联系一下外，也很少聊天，甚至毕业后，我只和先生通过三个电话，一次为我的一堂课，一次为我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报考选择高校，唯有一次单独问她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便再没有消息。

先生去了，将近十年，她那“左耳打右耳”的QQ不再闪烁，但她的身影，她的微笑，她的话语，还在我的脑海萦绕。

久久不绝。

【校友简介】周静，男，民革党员，教师。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2007届本科4班学员。贵州省铜仁市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现就职于贵州省江口中学。在《文史天地》《西部散文选刊》《南风》《梵净山》等刊物上发表散文、纪实文学40余万字。《梵净骄子》一书副主编。

缅怀贺德贵师兄

◎ 杨建华

   贺德贵师兄和我是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八四届同班同学，贵阳人，国字脸，一表人材，比我大7岁。当时的我瘦骨嶙嶙，像一把二胡，而他则微微发福，像一把大提琴。大家都还在穿中山装，他早已西装领带革履。鼻梁上架一副宽边近视眼镜，像极了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翻译官。他多才多艺，书法擅小篆，美术擅剪纸，乐器擅拉弦——小提琴拉得很好。

   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有时对同学身上的小毛病也难以容忍。如和他同宿舍的刘必勇同学，因为吃面条时呼噜呼噜声音太大，剌激了他的听觉神经，他大为光火。他形容刘必勇师兄吃面条的声音如老牛拖稻草进洞。刘必勇不服，和他理论，二人差点为此大打出手。班主任前来调解，得知原委，一时哭笑不得。如今，刘必勇、贺德贵二位师兄先后仙逝，但愿二位在天堂握手言欢。

   我和贺德贵师兄也有一段啼笑皆非的往事。

作者（左一）与贺德贵（左二）等同班同学合影

1982年年底，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热心的贺德贵师兄组建了一支弦乐队。第一次排练，我稍微去迟了一点，在他身边坐下，大家正在拉《蓝色的多瑙河》，或许他认为大家对曲子比较熟悉，或许是仓促，没有印发乐谱。我问他什么调，他回答西调。我没有听明白，再问，他还是回答西调。见我很困惑，就用琴弓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C”字。我终于明白了，说：“C调就C调嘛，西调！”他当时就发火了：“我没文化，我就只知道读西调！”我心想：“乐队是你组建的，我肯加盟是给你面子，你还这个态度。哥们不陪你玩了。”于是将小提琴放进琴盒，扬长而去。同学罗玉凌、姚苏伊见状，埋怨贺德贵道：“但凡会点乐器的人都比较骄傲，你就不能高姿态一点？”贺德贵觉得他的态度是有点问题，马上满校园找我。有同学告诉我：“‘胖翻译’到处找你！”我也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于是与他暂释前嫌，重新投入排练。一个月后，在学院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上，我们的节目大获成功，他才向我解释，他高中是文革前读的，学的是俄语，没有学过英语，所以习惯性地将“ABC”读成“AB西”。我大笑，欣赏他的坦率，从此和他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他在录像厅看了一部前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向我力荐，掏钱请我并陪我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他把我国的战争题材影片与前苏联这部影片在表现方法作了一番比较，非常有见地。可惜我们都属于在职脱产学习，毕业以后仍然得回原籍继续当孩子王。要不以他敏锐的视觉、深刻的感悟、文采飞扬的表达，他完全可以在文学评论领域大显身手。
   我因为家境的原因，在穿着打扮上几乎是白痴。以为只要不穿戴补丁的衣服就是最好了。他看我雨天晴天都穿的是一双解放鞋，很诚恳地告诉我:“‘脚底无鞋一身穷。’身上穿得再好，脚底若无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那一身都显得穷酸。而你看那些一身油污的青工，由于脚底有一双锃亮的皮鞋，顿时显得有品位。”于是我在25岁那年，终于穿上了第一双皮鞋。他告诉我：“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什么？怎么穿？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穿得合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穿得不合理，神奇也会变腐朽。”他免费为我进行形象设计，认为我穿猎装比较合适。于是我在他的建议下买了一件米黄色的短袖猎装，他夸我穿上猎装后顿时变得英气逼人。说可惜他不是女的，要是女的，肯定会第一眼就看上我。我沾沾自喜好几天，穿着崭新时髦的猎装在贵阳街头招摇过市，似乎也没有看见有哪个女孩对我高看一眼。
   他性格直率，疾恶如仇，不怕得罪人，对班上个别“人品太次郎”深恶痛绝，成功地发动全班同学力阻此人评优评先。此人毕竟同受几年高等教育，经历此事件，估计反思了好久。明显的标志是在我们班统一制作的毕业纪念册上属于他的一页，留下他诚恳的心声：“知吾往之不谏，方知来者可追。”
   毕业32年来，我与贺德贵师兄仅见过两面:一次是八十年代末在贵阳出席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学术年会，会后，我们班与会的10多位同学一起在河滨饭店餐叙。那时大家还不失青年人的轻狂:你一言我一语，借在《意见簿》上留言之机，点评那几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夸她们服务周到，气质高雅，有培养前途……欢声笑语如在昨日。第二次是2004年春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经过二十多年的残酷磨砺，除了少数几个同学依然意气风发外，此时大部分都已褪尽铅华，贺德贵师兄更是变得沉默寡言。我和他在一起三天，说的话加起来不到十句。会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虽然在这次聚会上和他交谈不多，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最好的同学和兄长。他客气地应答着，并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后来虽然多次去贵阳，与贵阳的同学多次餐叙，但他都未参与。我本有心登门拜访，但又不知他家门朝哪开。又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他畅叙别情。

谁知天不假年。2016年正月初三，周祖庠师兄电告我：贺德贵去世了，我很震惊。问起具体情况，祖庠师兄亦语焉不详。我拨通贵阳吴在东师兄的电话，在东师兄透露:贺德贵师兄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已于2015年12月30日在贵阳逝世，享年66岁。遗体已于2016年元旦火化。
   在东师兄说:“贺德贵平时和贵阳的同学几乎没有来往。但是他对九十高龄的熊荒陵老院长、中文系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非常尊敬，一有空就要去看望师尊。”我没有问在东师兄，贺德贵师兄的葬礼有多少老同学、亲友到场吊唁。可能会比较冷清，但是我估计他不会在意什么“死后哀荣”这类俗人所看重的事。因为最近十多年来，他似乎是刻意隐退江湖，努力让自己被大家遗忘。陶渊明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的意蕴，贺德贵师兄从未和人提起，我们也只能是猜测罢了。
   愿亲爱的贺德贵师兄在天国安息！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及背后的故事

◎ 杨建华

   四十年前，贵州教育学院成立招首届专科起点的本科生，只有两个专业：中文和数学。招生对象为教龄两年以上的专科生及同等学力者。招生名额分到地区，铜仁地区分到六个名额，中文三个、数学三个。我当时在贵州省松桃师范（后改名为松桃民族师范，中师关停并转后现在叫松桃三中）任教，由于只有专科学历，学校领导不放心让我教语文，让我担任全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虽然我把《教育学》《心理学》上成了全校学生最喜欢的两门课，但毕竟是公共课，没有上专业课语文那样有成就感。若能考上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个本科文凭，回到松桃师范教语文就没有学历不达标这个门槛了。贵州教育学院公布的考试范围为高中教材及相关内容，虽然我没有上高中语文，但是自信凭我的功底，考进本地区前三名问题不大，于是信心满满地前去考试了。

作者当年的准考证

考场设在铜仁三中，报考中文专业的考生有50多人，报考数学专业的考生只多不少，以铜仁师专七七级、七八级毕业生为主，还有文革中铜仁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后改名为铜仁教育学院，再后来与铜仁师专合并改为铜仁学院）的毕业生。没有像现在中考高考单人单桌，而是俩人一桌，但是那时候人们非常淳朴规矩，舞弊的念头都没有。我坐在教室门口第一桌，与铜仁三中一位老师同桌，他是一名来自大城市的下乡知青，衣着华丽，器宇轩昂，毕业于铜仁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和他坐在一起，他就是天鹅，我就是个丑小鸭，两位监考老师（贵州教育学院直接派来的两位先生）给他发试卷时都是礼遇有加。我不动声色，但心里忍不住偷着乐，大城市来的又怎么了？多长两个耳朵？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走着瞧吧您呐！

    第一场考《汉语》（含古今汉语和古代文化常识），我拿到试卷，现代汉语部分没有问题，但分值太少，仅占20%，古汉语占80%，题目都看不懂。我傻眼了，感到了压力。于是就说怪话：这个教育学院，出的什么题哦，尽是些不规范的汉字。当时是曹文星先生和谭佛佑先生监考，曹先生一听就走到我桌前，问哪里不规范？我就把试卷上的古今字、异体字指给他看。曹先生用贵阳话解释：兹是古汉以（语），不是不规范，古汉以（语）——就是兹过（这个）样子！整个考场大笑。很多人暗地嘀咕：哪来的草包呀？题都看不懂也来考试。不过我猜他们也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考上了，他们没考上。

    第二场考《文学》（含古今中外文学及文学概论），波澜不惊，轻松交卷。

   第三场考《作文及作文评改》，自己写一篇800-1000字的作文，再改一篇“学生作文”。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拉开与其他考生距离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交卷后我似乎已经看到贵州教育学院的大门向我敞开、向我招手了。

   两个星期后尘埃落定，我考了铜仁地区第一名，师专同班同学张明考了第二，低我们一级的师专七八级毕业生罗亨华考了第三名。

  开学后，我在贵州教育学院校园内遇到曹文星先生，问他：曹老师，您还认得我不？曹先生回答：咋个认不得，你在那里费（捣蛋）啦嘛！

    据恩师周复刚先生后来陈述，《汉语》试卷是他出的，另外两科：《文学》试卷是曹文星先生出的，《作文及作文评改》是程在福先生出的。作文题目是写一篇赏析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文章，周复刚先生评价这个作文题出得很有创意，让考生写赏析文章，又不提供原文。若考生连这首杜诗名篇都不熟悉，自然写不好。这就既考察了文化基础，又检测了写作能力。这首诗我背得滚瓜烂熟，最关键的是我那几年最爱看的刊物就是《阅读与欣赏》，那是一份专门赏析古代诗文的不定期刊物，里面的文章极有文采，每一篇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出过。于是模仿那里面文章的风格，感觉写得很得心应手。周复刚先生坦言：他当年考研面试时，那些题一开始也没看懂，但最终也全部做好了，得分还挺好的。还有就是：当年自主招生，自己出题，自己划录取线。同样的考题，管他们考多少分，只须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也就不失公平。周先生说：当年他刚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缺乏经验，出题偏难了些，一直对我们怀有歉意。他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当年）不小心为难了你，对不起了！我回答：“恩师何为难之有？古汉语是我最大的短板，我在教育学院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尽力最大限度补齐了这个短板。感恩都来不及呢，多谢恩师当年的悉心教诲！ ”我说的是心里话，在贵州教育学院脱产进修的两年，对我们那一届学员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两年：德高望重的熊院长对学员关爱有加，呵护有加；学识渊博、严谨敦厚的中文系的各位先生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终生受益。老院长在我们心目中，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中文系的先生们在我们心目中，既是恩师又是兄长又是挚友，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不仅学业长进，而且心情舒畅。这些难忘的经历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叙述。

由于我们是贵州教育学院招的首届脱产学习的全日制学生，相关政策还未出台，于是我们得以享受原教育局长培训班的待遇：1.往返车票报销（每学期2次，一年4次），并按照出差标准予以补助；2.学习期间，每天享受伙食补贴两毛钱，每月共6元；3.书籍资料费全额报销（条件是必须由贵州教育学院教务处统一购买，上不封顶）；4.住四人一间的公寓，单人床；每人配一个双开门的立柜，上层装书，中下层装衣服；5.俩人合用一个自修桌（标准的大办公桌），一人一把椅子。这些优惠待遇到了我们的下一届就没有了，我们因为享受了就不能取消，一直享受到毕业为止。

 【校友简介】杨建华，男，65岁，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1984届毕业生。1986—1991年，任铜仁地区教委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1992年春天南下深圳，先后任职于深圳市翠园中学、明珠中学、松泉中学。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2004年度广东省优秀音乐家、深圳市罗湖区音乐家协会秘书长、深圳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深圳市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深圳市科学思维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深圳市“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罗湖区“十二五”规划品牌工程《古诗新唱》主持人、广东省教育厅“南粤名师大讲堂”主讲名师。退休后先后担任团中央“中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泽慧国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东湖中学、深圳市南山中英文学校、深圳市花城小学顾问；深圳卫视《课间十分钟》、深圳广播电台《就是爱成长》栏目主讲嘉宾、深圳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文史分会会长。

贵州师范学院校史馆

编辑：祁静

审核：王刚